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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货币政策走进死胡同?

20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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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2期(总第1984期)    2020年1月6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印度货币政策走进死胡同? 降息让2019年全球资产价格齐走高 谷歌结束使用“双层爱尔兰”税收漏洞 美国贸易逆差收至2016年以来最窄 中国央行开年降准 中国与全球价值链的塑造

  印度货币政策走进死胡同?

  [摘要:印度中央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2019-20财年的经济增速预估为5%,远逊预期。日经中文网认为,印度的货币政策越来越来越走进死胡同。]

  印度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印度2019-20财年经济增速从上个财年的6.8%下跌至5%,主要原因是制造业下降明显。印度中央统计局预计印度2019-20财年制造业增速将从上年同期的6.9%降至2%。农业、建筑和电力、天然气和供水等行业也出现了减速。另外一些部门,包括采矿、公共服务和国防,显示出微小的改善。

  另据法新社2019年12月24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2月23日表示,印度政府必须迅速采取措施,扭转经济放缓的趋势。印度经济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之一。

  IMF在其年度评估报告中表示,消费和投资的下降,以及税收收入的下降,再加上其他因素,给全球增长最快经济体之一的印度的发展“踩了刹车”。

  IMF亚太部的拉尼尔·萨尔加多对记者说,在帮助数百万印度人摆脱贫困之后,“印度现在正处于严重的经济放缓之中。”“应对当前的经济低迷,让印度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需要紧急的政策行动。”同时该组织警告称,印度政府增加支持来助力经济增长的空间有限,特别是考虑到债务水平和利息支付水平较高。

  该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表示,印度经济放缓已经“出乎意料的严重”,并表示该组织将在2020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大幅下调对印度经济的增长预期。IMF在10月份将印度2019年的GDP增速预测下调了近一个百分点至6.1%,同时将2020年的预测下调至7.0%。

  萨尔加多表示,印度央行“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特别是如果经济继续放缓的话”。印度储备银行(RBI)今年曾五次将关键贷款利率下调至9年来的最低水平,但在2019年12月早些时候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没有像预期那样保持这一政策不变。由于消费者需求和制造业活动萎缩,印度央行将年度经济增长预期从6.1%下调至5%。

  政府数据显示,2019年7-9月,印度经济增速降至六年多来的最低水平,从2018年同期的7.0%降至4.5%。萨尔加多说:“政府需要重振改革议程”,包括恢复金融业的健康,以“增强其向经济提供信贷的能力”。

  日经新闻认为,印度的货币政策越来越无计可施。印度储备银行12月保持政策利率不变,原本预计央行将连续6次降息的金融市场感到失望。为什么在经济持续减速的情况下,印度央行却不连续降息呢?探究原因会发现,背负不良债权的金融机构惜贷,货币宽松政策无法波及经济的现状。

  印度央行12月5日决定保持政策利率不变后,市场相关人士受到震动。在事先实施的调查中,超过30位经济学家全部预计央行将降息。央行行长沙克蒂坎塔·达斯(Shaktikanta Das)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动向来看,认为暂时停止降息比较合适”。

  10月印度的消费者物价涨幅为4.6%,超过央行设定的4%的目标。这似乎成为央行停止降息的依据,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夏季天气不好导致蔬菜价格上涨,物价上涨只是暂时性的。

  另一方面,印度7-9月的经济增长率为4.5%,降至6年半来的最低水平,经济萎靡。原本有必要通过降息来支撑经济,但印度央行此次却放弃降息。印度澳门网上十大赌城网址的菅谷弘理事表示,“(央行认为)即使降息也无法取得政策效果”。

  两个利率的“分裂”反映出货币政策的极限。印度央行为了唤起消费和企业投资,2月下调了政策利率(6.5%)。通过连续5次的货币宽松,10月将政策利率下调至5.15%。政策利率降低了1.35%,而金融机构的融资利率却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在此期间所有银行平均的贷款利率基本上没有波动。通常如果央行降低政策利率后,民间的金融机构将能够以更低成本筹集资金。因此,银行可能会下调向企业和个人贷款的利率。但是在印度,即便央行降低政策利率也没有波及到贷款利率。在印度的金融行业,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废除大额钞票引发的混乱产生了影响”。

  印度莫迪总理2016年11月为了打击逃税的黑钱,决定废除1000和500卢比的纸币。伴随这项措施,银行增加了近2亿个账户,过去存放在家里的现金被存入银行。2017年初银行出现了约6万亿卢比的巨额资金剩余。

  银行于是拼命地将这些过剩资金贷出去。2017年1月银行贷款余额的同比增长率为3.4%,而2018年4月则达到10.5%,升至2位数。但是任意无度的融资招致了主要贷款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营危机。2018年夏季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出现债务违约,信用崩塌。银行不再向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市民也越来越难获得购车等贷款。

  印度所有银行的不良债权率在2018年3月超过11%,当前也没有改善的迹象。银行担心出现新的不良债权,对向企业贷款持谨慎姿态。因此,无论央行如何降低政策利率,贷款利率也不降低。

  莫迪与央行的关系也陷入迷失状态。上一任行长帕特尔(Urjit Patel)以及上上任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均为科班出身,重视央行的独立性,但是似乎因与莫迪意见不合而被更迭。2018年莫迪起用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前财政部官员达斯担任央行行长,达斯一直在推行降息,但是未能取得成果。

  如果货币政策无法产生效果,原本这时候应该实施财政出动。但是莫迪对前政权过度补贴农户的做法进行反省,提出通过法律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控制在3%之内的目标。莫迪政权对财政赤字扩大持谨慎态度,一直没有出台能够立刻提振经济的刺激政策。

  获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10月回到母国印度,指出“印度当前的经济问题是需求不足”。如果印度不能出台推高需求的有效措施,将陷入经济减速的深渊。

(综合消息)

  降息让2019年全球资产价格齐走高

  2019年以全球降息为东风,所有资产的价格都出现上涨。日经平均指数12月30日按年底收盘价计算创出1990年以来、时隔29年的最高点,全球股票总市值达到86万亿美元,涨至历史新高。一般股价走高时债券和黄金价格会出现下跌,但此次也出现上涨。在全球经济减速的背景下,以预判中美贸易谈判进展和经济增长再加速的形式而形成的资金过剩行情也蕴藏着风险。

  在东京股票市场2019年的最后交易日(12月30日),日经平均指数比上周末下跌181.10点,收于23656.62点,与2018年底相比的涨幅为18%。

  “这是非常明显的变化”,美国摩根士丹利的债券部门负责人库什马如此回顾2019年的世界货币政策。在年初的1月4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早早暗示停止货币紧缩,随后世界金融市场的空气完全改变。结果,以2019年3次降息的美联储为代表,50多家中央银行启动扩大货币宽松。货币宽松主导的行情恢复,出现与广泛资产下跌的2018年完全相反的走势。

  全球股票总市值在1年里增加17万亿美元,在有可比记录的2001年以后创出最大涨幅。在46个主要市场中,44个国家和地区的股价上涨。美国道琼斯30种工业股平均指数、欧洲、巴西的主要指数相继创出新高。

  在债券市场,各国的国债和公司债出现上涨(收益率下降)。因超低利率而陷入投资难的资金流入风险高、同时利率较高的低评级债(高收益债券),主要指数上涨9%,创出3年来最大涨幅。以世界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为对象的主要指数的上涨率也达到19%。

  此外,还存在货币的稳定推动跨境资金流动的一面。预计日元兑美元汇率高点为1美元兑104.10日元,低点为112.40日元,波动区间仅为8日元左右,连续2年刷新最小波动区间。欧元和美元的走势也很平稳。

  2019年底由于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等利好因素,市场相关人士对经济前景的警惕感略微缓解。在大宗商品市场,容易受到经济影响的铜的价格开始复苏。不过,仍处于与2018年上半年相比下跌1成左右的水平。原油的涨幅达到36%,在主要资产中最大,但支撑因素是减产和中东局势动荡,实际需求疲软。

  实际上,现在的股价走高是在实体经济仍看不到明显复苏的背景下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显示,2019年世界整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仅为约2%,在2万亿美元左右。世界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处于略微高于50的荣枯线的水平。

  居高不下的黄金价格象征着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偏离。纽约期货价格的全年涨幅为2成,创出了9年来的最高水平。黄金通常具有在股票和货币等面临的不信任感加强时被买入的倾向。日生基础研究所的上野刚志表示,“作为应对金融市场动揺的保险、不能放弃黄金的状况仍将持续”。

  另一方面,货币宽松的副作用正在加强。国际金融协会(IIF)的统计显示,2019年底的世界债务余额预计比上年增长5%,达到255万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瑞银财富管理公司的青木大树表示,“资金流向本应被淘汰的僵尸企业,低增长的连锁效应可能持续下去”。

  相关部门正在加强对副作用的关注。12月美国提出停止降息,而在欧洲,瑞典央行以家庭债务膨胀为由,决定停止负利率政策。到2020年货币宽松带来的行情有可能迎来拐点。

(日经新闻,2020.1.1)

  谷歌结束使用“双层爱尔兰”税收漏洞

  《金融时报》报道,谷歌(Google)已彻底改革其全球税收结构,并将所有知识产权资产整合回美国,这标志着一个估计为美国企业节省了数千亿美元的税收漏洞正在逐渐消失。这家互联网搜索公司2019年12月31日表示,此举旨在简化公司税收安排,符合经合组织(OECD)限制国际避税的努力,以及美国和爱尔兰法律最近的变化。

  谷歌的行动是在所谓的“双层爱尔兰”(double Irish)税收漏洞结束之前采取的。美国企业一直利用这个漏洞将国际利润通过爱尔兰等地输送到百慕大等避税天堂,从而将它们置于美国税收网络之外。这使得美国企业到2017年底积累了逾1万亿美元的离岸资产,当时特朗普总统的税收改革改变了海外利润的待遇。

  5年前,爱尔兰迫于国际压力同意关闭这个广受科技公司和制药公司欢迎的结构,但已使用该结构的公司可用至2020年底。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税法教授埃德·克莱恩巴德(Ed Kleinbard)表示,大多数公司都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早就采取了行动,用具备同样好处的新结构代替了“双层爱尔兰”。他补充称,谷歌的举动不同寻常,这表明谷歌的行动晚于其他公司。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克里斯·圣基里科(Chris Sanchirico)表示,缺少公开资料的要求意味着,人们对具体公司如何调整税务安排知之甚少。“根据我们过去看到的情况,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除了已正式结束的经典‘双层爱尔兰’之外,(跨国公司的)计划没有经过几代演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年的一份报告,一项颇受欢迎的新避税安排涉及将知识产权注入爱尔兰新子公司的企业,即所谓的“知识产权内包”(IP onshoring)。根据“双层爱尔兰”结构,公司可以将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置于合法设立在爱尔兰的独立子公司,但只要这些子公司由海外管理和控制,那么征税时它们就不会被视为在当地注册的公司。这些知识产权最终可能会流入百慕大等避税天堂。谷歌表示,将其知识产权从百慕大转移至美国是对美国税法改革的回应。美国的税法改革旨在限制公司通过持有无形离岸资产来减少在美国纳税的能力。特朗普政府两年前通过的税收改革,对企业从海外知识产权中获得的超额利润征收了新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鼓励美国企业将知识产权带回美国。

  美国公司过去曾利用有利的爱尔兰税收结构,将利润转移出美国税收网络,即便它们的知识产权是在美国持有的。例如,苹果(Apple)将其知识产权留在美国,但与爱尔兰一家子公司达成了一项研发成本分摊安排,这使苹果得以将一大部分国际利润归给这家子公司。由于这家子公司是由苹果位于库比蒂诺(Cupertino)的总部管理的,所以当时并未纳入爱尔兰和美国的税收网络。

  克莱恩巴德表示,苹果的结构与后来出现的“双层爱尔兰”有着几乎同样的好处。苹果的爱尔兰结构使其能够无限期地推迟对一大部分海外利润纳税。2017年的特朗普税收改革最终对此类外国留存收益实施了较低的税率。

(FT,2020.1.2)

  美国贸易逆差收至2016年以来最窄

  2019年11月份,美国的贸易逆差意外收窄,至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已是美国贸易逆差连续第三个月出现收缩,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提振可能被逐渐放缓的库存积累所抵消。

  美国商务部12月30日表示,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前值从10月份的668亿美元缩减至11月的632亿美元。根据彭博的数据,这是自2016年10月以来的最窄逆差。这与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做出的预测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此前预测11月逆差会扩大至687.5亿美元。

  美国对外出口方面,汽车及相关产品增长3.4%,消费品增长2.6%,两者推动美国出口增长0.7%。同时,由于食品、工业用品和资本品进口的广泛下降,美国进口下降1.3%。高盛经济学家表示:“进口下降可能反映出自9月1日起对中国进一步加征关税的持续影响,因为消费品进口连续第三个月大幅下降。”不过,报告还显示,批发库存持平,零售库存下降0.7%。虽然逆差收窄应该会提振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但库存——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投资的组成部分——可能会成为拖累。

  咨询公司MFR的经济学家乔舒亚·夏皮罗(Joshua Shapiro)表示:“我从中获得的最大信息是,贸易和库存将对第四季度GDP产生相反的作用。”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GDPNow跟踪模型预测,2019年最后3个月的年化经济增长率为2.3%。美中在12月同意暂停贸易战,此前两国已经进行了20个月断断续续的谈判及关税升级。美国同意不再推进对1560亿美元中国输美消费品加征关税,并同意将9月份开始实施的、对12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减半。但是,美国对约一半中国输美商品维持25%的关税。中国同意每年购买至少4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两国的协议还加强了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今年,围绕贸易战的不确定性损害了美国的工业经济。

  今年8月,美国制造业3年来首次出现收缩。地区制造业调查持续显示出疲弱。数据显示,美国中西部地区12月制造业指数上涨2.6,至46.9。虽然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Chicago PMI)创4个月新高,但在过去7个月中,该指数有6个月一直在50(即扩张与收缩的分界线)以下。

(FT,2019.12.31)

  中国央行开年降准

  中国央行开年即宣布降准,兑现了此前李克强总理的承诺。但面对今年1月春节前可能高至逾3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缺口,仅靠降准难以弥补,若要平稳度过节前考验,还需央行通过MLF(中期借贷便利)、逆回购以及T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等工具助力。

  目前分析人士多预期,春节长假前资金缺口将达2.5-3.5万亿元,主要因素包括节前居民取现高峰、地方债集中发行、年初逆回购到期较多、TMLF到期以及缴税等。

  他们并指出,1月初降准主要投放的是长期低成本资金,目的是进一步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并引导实际贷款利率下行,同时选择在春节前实施一定程度对冲流动性压力;但因降准释放的资金有限,特别是难以覆盖节前取现这类临时性资金需求,因此央行公开市场以MLF和逆回购进行补充投放仍有必要性。“1月的2.5万亿左右流动性缺口中,有1.5万亿左右来自春节取现,这部分是短期缺口,春节之后会回流。为了防范春节之后流动性过度宽松,这部分缺口主要应该通过OMO来补充。”光大保德信基金首席宏观债券分析师邹强称。他认为,本次降准释放8000亿元资金基本弥补了中长期流动性缺口,0.5个百分点的幅度是比较合适的,预计月中央行可能还将进行MLF操作。

  中国央行1月1日宣布,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决定于2020年1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此次降准是全面降准,体现了逆周期调节,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多亿元,有效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稳定资金来源。中信证券明明固收研究团队指出,对资金到期规模、春节期间现金需求、财政收支、政府债券发行等干扰因素综合分析,1月流动性总缺口约3.2万亿元。本次全面降准后,结合今年财政政策提前发力、专项债发行前置,后续预计央行还将开展逆回购、新做MLF。

  中国央行1月2日公告,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可吸收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素的影响,当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此为公开市场连续第七日暂停操作。据此计算,单日净回笼4000亿元。中金公司固收研究团队表示,由于今年春节较早,1月将迎来地方专项债发行高峰,降准有助于消化地方债供给,以配合财政发力。而按历史规律测算,1月春节前合计的资金缺口有望超3.5万亿元;除降准外,央行在1月还会搭配其他公开市场操作来进行短期调节,比如类似往年在春节前投放28天逆回购。

  2020年中国地方债发行于1月2日正式拉开序幕。业内人士透露,上午招标发行的首批地方债——河南省多个期限品种的专项债,中标利率均落在指导区间下限。路透此前报导称,据业内人士预期,2020年初地方债发行量同比将明显上升,其中1月虽然有春节长假(1月24日至1月30日),但发行规模可能达8000-9000亿元,一季度的累计发行量则料高至2万亿元。

  中金并认为,从月内来看,1月23日还有一笔2575亿元的TMLF到期,此次降准操作没有提及是否对冲TMLF到期,考虑到本次释放资金规模并没有显著提升,预计央行大概率还会续做TMLF或用其他工具置换,否则春节前资金面可能会偏紧。

  不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此后央行对于今年货币政策的多次表态,均将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作为今年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而为达成这一目标,仍需货币政策的更多宽松动作推动。

  中信证券指出,本次降准是2020年降成本政策的前哨,预计后续仍然有MLF降息的政策推出,以及其他相配合的结构性政策出台,与财政、产业、就业等政策协调配合。他们并认为,降成本的核心问题还是需要落到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上来,要引导LPR下行,需通过降准、MLF降息等方式压低负债成本。无论从基本面稳增长角度还是降成本角度,货币政策都有进一步宽松的必要,而无论从效果还是政策空间而言都支持降息的落地。

  中国12月LPR走稳,与当月MLF利率走势同步。11月经济数据触底反弹后政策进入短暂观察期,然2020年经济下行压力犹在,货币政策在价格工具上仍有不小操作余地,LPR还有下调空间。

  邹强表示,此次降准虽然在预期之内,还是表达了积极政策的方向。当下经济下行压力有限,中美经贸摩擦略有好转。所以是在宏观平稳环境中的积极政策,说明政策制定者希望经济景气度更加积极,而年初降准本身也有政策协同的意义。四季度央行例会特别强调了财政、货币、就业政策的协调。年初是发行地方债和发放贷款的窗口,央行此时降准代表了货币层面对大政方针的配合。

  邹强预计,全年而言,降息的节奏可能是每个季度调降MLF利率大约5个基点(bp),每半年降准0.5个百分点,这是保持信贷增速的要求,应该是一个经济慢下行、货币慢降息的过程。而主要的不确定性还是通胀,若猪价长期高企难保不出现成本推动性的通胀,通胀压力有超出预期的风险。

  自2016年春节前起,中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频率加密至每个工作日均可进行。在原有七天、14天和28天逆回购期限的基础上,2017年10月末央行首次开展63天期逆回购,该工具操作期限品种增至四种。

  除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LF)外,中国央行在2014年三季度还创设并开展了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操作对象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较大规模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

  在2018年12月在美联储(FED)年内第四次升息前夕,中国央行意外宣布创设T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该工具所涉资金可使用三年,操作利率比MLF利率优惠15个基点,目前为3.15%。TMLF在2019年1月23日现身,首次操作规模2575亿元,期限一年,到期可续做两次。

  此外,2014年4月央行创设抵押补充贷款(PSL),并在2015年10月将PSL对象在此前国开行基础上,新增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主要用于支持三家政策性银行发放棚改贷款等。

(Reuters,2020.1.23)

  中国与全球价值链的塑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所长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f)最近在project-syndicate网站发文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全球价值链迅速扩张,最终占国际贸易的70%。但是从那以后的几年中,全球价值链一直停滞不前,重要性略有下降,并将在未来十年内进行大规模的重新配置。

  十多年来,中国一直被收入水平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困扰。但该国的经济正在逐步消除这种担忧:与大多数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增长更快,并且受到更多创新的推动。然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关键方面,即经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目前已从多个方向受到破坏。中国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将决定其自身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性质。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全球价值链迅速扩张,最终占国际贸易的70%。但是从那以后的几年中,全球价值链一直停滞不前,重要性略有下降。实际上,大多数变化是由中国推动的,中国通过在国内生产更多这些产品以及出口更多的中间产品,从根本上减少了对外国投入的使用。

  结果,以前是中国重要的中间产品供应国的亚洲,现在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的份额比以前要小。同时,欧洲对中国的依赖以欧洲内部的价值链为代价而增加。美国吸收了中国中间出口的部分增长,从而减少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欧洲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的艾丽西娅·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ía-Herrero)指出,所有这些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减少了,而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增加了。

  如今,复杂的、日益高效的跨境生产系统的命运已趋于平衡。这些系统与特定技术联系在一起,并深深嵌入到增长模型中。但是它们也是政治和社会安排,这使它们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冲突的影响。由于存在这些漏洞,中国企业将越来越不得不建立自己的供应链,从而决定在哪里生产哪些商品和服务,这将导致价值链的全球化程度降低。

  此外,中国正在改变自己的增长模式,从以投资为主导的模式转变为以创新为驱动力的模式。要实现这种转变,将越来越需要通过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而不是在现有企业的内部和外部来支持创新。中国金融体系在向小企业提供信贷方面仍然面临挑战,但其主要问题是逐步淘汰对低生产率企业的支持。因此,加强公平竞争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需要从提升国家和地方领军者的位置转向奉行旨在放松行业约束并改善整个经济投资环境的产业政策。

  更广泛地说,快速的技术变革正在不断挑战现有的价值链。重点已经从商品和服务转移到信息(本身通过跨国公司结构受到严格控制)的转移,加剧了专业化程度提高已经造成的分散化。如今,一个国家可以生产一小部分零件,例如变速箱,而不是生产整车,从而成为价值链的一部分。但是机器人化和人工智能正在推动生产发生的转变。就中国而言,中国正在对这些技术进行大量投资,以便可以塑造未来的价值链。

  技术变革的加速将导致雇主和职员身份更快速地转换,这意味着个人的不确定性增加。更糟糕的是,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当前的增长方式正在加剧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城市/地区差距。随着中等技能工作的消失,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两极化。随之而来的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了民粹主义,必须采取强调机会平等和改善社会安全网的政策来应对。

  尽管如此,对全球价值链的最直接威胁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通过将中国供应商拒之于价值链的关键部分之外,美国迫使中国寻求进一步的“脱钩”,考虑到中美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这对双方而言代价都将是极为昂贵的,在当今这样的世界产业环境中,这种长期风险不能被扩大。对于中国生产商而言,最具建设性的方法是在开放的架构中构建自己的价值链,该架构允许最高效的公司加入并创建冗余以减少自身的脆弱性。

  同时,美国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单方面挑战可能会鼓励中国在塑造二十一世纪的新多边主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持续的贸易和技术战争也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机会,以扩大其在亚洲的生产网络(目前该网络尚不发达),并减少其在欧洲和西方其他地区的业务。这样的努力将遭到已经对中国影响力保持警惕的亚洲国家的可以理解的抵触,但是经济利益可能仍然占上风。最终的问题是,是否将由中国来塑造亚洲的技术标准,以及这一结果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什么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与其他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中国向创新主导型经济的转型正面临技术中断,中国将仍然容易受到美国当前多边主义崩溃的影响,但世界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Project-syndicate,2020.1.2)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20年第2期(总第1984期)          2019年1月6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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