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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对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更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或与新自由主义彻底决裂?(一)

201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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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83期(总第1971期) 2019年11月22日(星期五)

  英国脱欧对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更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或与新自由主义彻底决裂?

  [导读:英国主动削弱经济和国际影响力的脱欧举动看似耐人寻味,实则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背景:英国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以及自由主义中间派与新自由主义的联盟,由此导致的经济政治危机日益引起公众对政府政策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强烈反对。脱欧的启动可以说是保守派试图以民族主义的复归来转移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失望,但英国脱欧后的未来命运:走向更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或是与新自由主义彻底决裂,则将由英国大选的结果来塑造。]

  英国主动削弱经济和国际影响力耐人寻味

  牛津大学名誉校长、前保守党主席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tae)撰文指出,约翰逊首相尝试重新谈判脱欧协议,一改先前立场并接受设立北爱尔兰和英国其他地区之间的海关边界,以及接受前首相特蕾莎·梅谈判期间达成的不利条款。尽管该协议仍需扫清一些议会方面的障碍——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即将到来的选举——但英国脱欧所带来的影响积极与否可能不久就要揭晓了。

  但也许应该修改一下“不久”一词。假设英国真的实现脱欧,如果之后头几年英国经济状况窘迫,那么脱欧支持者将表示,转变将需要一些时间。事实上,约翰逊内阁的一位高级部长曾表示,在今后50年内,我们都无法预测英国脱欧带来的影响。从现在起,我们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积极的局面,以应对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应该加入当时的欧洲共同市场,以扭转系统性的长期经济衰退。1951年至1973年间,英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排名垫底,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7%。日本增速最快,年平均增长率为9.5%,而相比之下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增长率为5%或更高。

  英国国家政策制定者一直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试过英国版的法国中央计划,我们投资建设新的医院和公路,并关停经济亏损的铁路线,但我们最终总是需要向最初瞧不上眼的欧洲共同体寻求帮助。

  戴高乐去世后,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成功推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戴高乐作为法国总统,一直都极力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

  从1973年英国加入欧盟到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年),英国经济增长速度已超过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1992年真正启动单一市场——这是撒切尔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之后,英国的表现远远好于其传统竞争对手,至少在2016年之前是这样。

  当然,其他因素——比如撒切尔的工会改革——也为英国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但最为显著的变化即是加入欧盟之前的经济衰退,以及加入欧盟后的经济跃进。此外,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己的条件取得这一成功:我们没有加入欧元区,但我们促进了自由贸易,我们带头将欧盟范围扩大到中欧和东欧。

  但如果约翰逊的协议达成,我们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呢?英国央行(BoE)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表示,有协议比无协议脱欧更有利于英国经济。尽管他暗示,这可能没有特蕾莎·梅提出的协议那么积极。(当然,比起留在欧盟,特蕾莎·梅的协议也会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虚弱。)更具启发性的是,约翰逊内阁的财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Sajid Javid)拒绝对这项新协议进行影响评估。这无不使人怀疑政府对该协议评估结果不报积极希望。

  毕竟,相比作为欧盟的一员,英国经济怎么可能在欧盟这一最邻近、规模最大的市场之外风生水起呢?为什么我们要作为独立的个体和其他国家展开更大规模的贸易,而不是参与到一个几乎是我们十倍大的市场之中呢?一些乐观主义者认为,英国可以作为一个政策管制宽松的自由市场贸易国(“泰晤士河上的新加坡”),从而可以在国际上取胜。但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放宽环境、医疗和安全检查方面的规章以及剥夺工人权利对保守党来说将是一场政治上的灾难。

  假设英国按照约翰逊协议的条款脱欧,它将在2020年底之前与欧盟共同制定一项自由贸易协定,而政府似乎将加拿大与欧盟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视为其首选模式。但根据英国对未来不同脱欧情形的预测显示,这一模式是第二负面的选项,仅略好于无条件脱欧。加拿大模式有着众多缺陷,且几乎不涵盖服务业方面的贸易协定,而2018年英国在服务业领域对欧盟的贸易顺差高达290亿英镑(373亿美元)。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协议更有利于欧盟而不是英国的原因之一。此外,根据加拿大模式,若贸易商品大部分为非制成品,需要在边境处进行安检。

  所有这一切无不提醒着我们:即使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也将面临着耗时多年且过程艰难的谈判,并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诚然,太阳每天早上都会照常升起,我们仍将拥有许多世界级的机构、公司和资产。但英国自身(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凝聚力将受到英国恶性民族主义驱动的政策冲击。而且,我们国家的经济将进一步下滑。事实上,根据政府经常使用的经济研究智库的估算,英国的经济规模较脱欧程序启动前下降了2.5%。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主动使经济衰退和削弱国际影响力这类举动相当耐人寻味。

  脱欧的经济政治背景:英国新自由主义转型与自由主义危机

  英国资本主义性质的深刻转型

  英国历史学家戴维·埃哲顿(David Edgerton)在《新政治家》(Newstatesman)撰文指出,自2016年以来,源于保守派的英国脱欧危机已经折磨这个国家,这一危机具有多种原因,最关键的也是最有待探寻的原因是经济原因。2008年的巨大金融危机当然对公投结果有影响:它导致了经济停滞,不仅仅是生产率和工资的停滞,而且是许多公共服务的灾难性削减。负责社会照顾服务的地方机构所受的打击尤其大,低薪阶层也是如此。

  在离开欧盟这一决策背后,非常重大的经济转型具有更深刻的原因。在过去40年间,英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已经变化,资本主义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急剧变化了。

  在1945年之前,英国是在全球经济中运行的。帝国主义者将英国视为帝国的政治和商业中心;自由主义者将其视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者。然而,1945年后,英国转变为依靠自身,在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都转型了,它是一个具有国内工业的国家,所有主要的煤炭的使用者,以及煤炭的制造者,变为公共所有的行业,例如国家煤炭委员会,英国交通委员会(包含英国铁路)以及英国电力机构。

  有一些东西与英国国家资本主义很像,与保守党关系密切,且由大的私有企业构成,包括帝国化学行业,联合电力行业。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同于以前的经济。在20世纪50-60年代,英国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加工业发达。制造业产出构成了GDP的很高比例,制造业就业在就业中的份额比19世纪英国被视为世界工厂的时候更大。

  国家工业给英国提供了几乎所有的公共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和能源——以及汽车、电视,飞机和衣服。在20世纪70-80年代,大部分英国人吃英国菜,而非从国外进口的食物。由于现代煤矿业的发展,例如在塞尔比的煤矿,以及北海的石油钻井平台,国家在能源上也是自足的。尽管曾经英国可以出口制造业产品从而进口其食品、原材料和能源供给的一半,但突然它就不需要这样做了。紧接1945年后的“要么出口要么死”的心态不再有意义了。

  但英国资本主义之后经历了依然重大的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逐渐开放于对外贸易和资本,产生了卓越的结果。英国变为制造品的净进口者,经历了在二战后时期难以想象的大规模贸易赤字。曾经处于英国行业中心的大的国家企业,例如帝国化学工业、通用电气公司、或英国利兰汽车公司,都消失了。今天,整个国家工业都已经变为外国所有企业了。在20世纪50-60年代,英国是世界上第二大汽车制造商,英格兰中部的考文垂和其他城市都是这个国家的汽车制造业中心。现在,汽车行业是净进口部门。英国的很多大型雇主,从印度塔塔集团(最大的制造业雇主)到法国索迪斯食品公司,甚至都没有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英国国家统计局在2017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非金融企业的营业额中34%是归于外企,在制造业,这一比例超过了50%。

  甚至政府承包商都经常登记在海外或者税收天堂。最近迪莫斯报告(Demos report)发现,政府34个战略性供应商中——最大的公共部门的供应商,包括健康和防御服务,有25个属于使用税收天堂的较大的公司群体的一部分。

  大规模海外所有权公司并非是英国所独有的:例如瑞典品牌沃尔沃,是由中国企业吉利所拥有。然而,德国的企业行业依然主要是德国所有、在全球运营,包含英国(没有英国的汽车企业在德国运营);雪铁龙集团和雷诺依然由法国所有;意大利的行业,由菲亚特-克莱斯勒主导,部分依然是由富裕的阿涅利家族所有;西门子,是以德国为基地,并部分由德国所有,其在英国经济的影响比德国的任何一个英国电力企业都要大。

  英国具有竞争性的是金融部门,但大多数伦敦的金融活动与英国经济没有关系。以前,伦敦既支持国家金融,也支持国家工业,但现在金融和工业是难以辨认的。英国股票市场的50%由外国资本所有。因为很多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在海外做生意,因此英国富时100指数既不反映英国经济的表现,也不反映对英国经济的信心。

  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将英国变为食品、服务和资本的极度自由贸易的地位,这种自由程度超过了欧洲的国家。这带来很多益处,包括将高效的、运营良好的企业带来英国,这些企业复兴了一些工业部门。英国装备有欧盟和世界上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这是一件好事,伦敦开放也是一件好事,但这些好处确实被非常不均衡地分配了。

  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伦敦涌现为具有过度的财富和权力的城市国家,是一个衰落的工业化国家中的一片飞地。在战后英国,伦敦就人口而言是减少的,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达到了最低点。然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伦敦兴盛了,在很多方面都重回了爱德华时期的盛况。这看起来像是欢乐满人间的世界——银行家,保姆,扫烟囱工和所有人——都重回了盛况。但今天的全球化城市是非常不同的;不是交易货物或者将英国投资输送海外,而是变为交易世界的货币,主导的投资流是流入而非流出。

  从20世纪80年代起,伦敦吸引了外国资本和外国人才,变成了巨大的大都会中心。在2018年,伦敦城中36%的人口出生在英国以外,22%的人口是非英国居民(就英国而言,分别为14%,9%)。新伦敦不仅拥有移民工人阶级,这是现在很多欧洲资本城市的典型特征,而且还有移民精英,这并不常见。伦敦已经成为全球资本王国的首都。伦敦不能像以前那样代表英国工业,也不能代表英国金融。

  但英国脱欧既不是伦敦市的政策,也不是经营汽车及许多其他英国工业的外资企业的政策。自由市场的最主要代理人(包括英国工业联合会,英国《金融时报》和《经济学家》)采取的软脱欧立场凸显了离开欧盟不是资本主义政策。相反,英国退欧代表了保守党与资本主义之间以及资本主义与国家之间的新分离。

  新自由主义是决定政府政策的主导力量

  评论员查理·艾弗里(Charlie Avery)在《红砖》(Redbrick)报纸撰文指出,自撒切尔历届政府以来,新自由主义一直是决定政府政策的主导力量。她的政党鼓吹金融约束和对私人部门的信念,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公共开支。这样,“支付债务”(fixing roofs)和“紧缩政策”(tightening belts’)的图像就被牢固地植入了保守主义的言论中。撒切尔夫人还为去工会化,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等手赋予了合法性和权威性,以至于它们成为“负责任的治理”的代名词。事实证明,这对工党来说是灾难性的,工党被冷落了多年后,放弃了其社会主义议程,跳上了潮流,对英国政党新自由主义思想建立了“共识”。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新”工党(New Labour)获得成功,盗窃了保守党的小规模国家战略,并将其与党对社会正义的传统承诺相融合,这将证明是极为成功的——该党连续三届赢得了选举。两个政党都全心全意地拥护新自由主义计划,这成为规范,这是“现代”英国政治的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最终,其缓慢的进展遇到了障碍。

  2008年的金融危机能够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即工党是“破坏经济的政党”,这最初为卡梅伦(David Cameron)领导的保守党提供了一些礼物。这种攻击方式在2010年和2015年的选举中取得了成功,击败了一个组织混乱的反对派。但是,崩溃的灾难和银行纾困的不公正性开始给围绕新自由主义及其主要支持者的散乱的盔甲上带来漏洞。这些漏洞在未来几年的紧缩中只会变得更大。

  人们对联盟政府削减医疗保健支出,冻结公共部门的工资以及在公共部门中狂暴地削减福利感到震惊,所有这些都被辩护为是基于经济上的必要性。一段时间以来,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的“未经训练之人的直觉经济学”(folklore economics)将选民拒之门外,以冰冷的新自由主义逻辑遏制了公众的愤怒,他声称,政府正在为“更加繁荣的未来奠定基础”。最终,事实开始不言而喻。

  《英国医学杂志》指出,仅在英格兰,紧缩政策就导致了12万多例额外死亡,而英国最大的食品银行提供者称,自2013年以来吸收的人数增加了73%。与此同时,到2016年,旨在消除紧缩状况的赤字增加了53%的百分比。在其他许多类似的发现中,这些因素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对,不仅是反对保守党政府,而且反对推动其政策的意识形态。削减和私有化的语言是新自由主义治理的标志,选民对这些话语越来越反感,这些话语的名声被紧缩的记忆和银行家的奖金丑闻所败坏了。

  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抛弃了该党的“布莱尔人”遗产,将其带回传统的左翼基础,而在英国退欧投票箱上,数百万民众投票反对他们认为已经忽略了他们的政治机构。随后的2017年选举给保守党带来了严峻的警钟。由于投票选择具有如此明显的多样性,他们不能再像在共识时期那样简单地向公众“兜售”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版本。

  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本可能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前支持那些被忽视的选民,但三年后,他领导的国家因脱欧的结果瘫痪了。他不太可能用新自由主义宣言来吸引越来越沮丧的选民,但他通过投入公共资金打破了现代传统,抹去了菲利普·哈蒙德(Phillip Hammond)积累的储备。

  这种对现状的戏剧性改变已经引起许多人质疑,在四十年的统治之后,英国政治中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是否可能最终将要死去。已经经历过七个首相(既有保守党,也有工党)的范例最终在选民中失去了光芒,这些选民感到越来越被撤退的国家所抛弃。紧缩政策的影响如此明显,人们对2008年的记忆仍然记忆犹新,对于许多投资匮乏的英国社区而言,“创造一个肥沃的商业环境”已不再是重中之重。

  然而,尽管“紧缩政策”的言论可能已经灭绝,但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仍然活着并不断发展。除经济政策外,这种意识形态还植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已将数百万学生变成了庞大教育行业的付费客户,它已将国民健康服务分包出去,并将我们的能源账单传送进了外国政府的腰包。这些过程被视为现代生活的“事实”,而不是政治决策的后果。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政治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实际上已经变得无形了,新自由主义对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的入侵是一个缓慢而无情的过程。这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

  尽管新自由主义言论的严重不受欢迎已经从政治言论中消失了,但保守党无疑将继续追求自撒切尔时代以来一直指导着他们的意识形态。也许,随着公众对英国退欧的关注,保持新自由主义对英国政治的垄断的最好方法就是简单地让它在低调的情况下前行。

  英国四十年来对新自由主义的婚约可能已经遇到了一个艰难的时期,但是全面离婚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前景。

  自由主义的虚伪与危机:自由主义中间派与新自由主义的结盟

  哈佛大学政府学院助理教授卡特里娜·弗雷斯特(Katrina Forrester)在《卫报》撰文指出,人们经常说,我们也目睹了自由主义的危机:自由主义准则正在受到侵蚀,机构正受到威胁,在整个欧洲,中间派政党都在大量损失投票。同时,对中间主义的批评者比过去多年来都要更激烈。甚至在英国政治主流中,许多人也开始承认,在过去的十年中,中间派一直是新自由主义自觉的盟友,支持旨在缩减福利国家规模和压垮工会的政策。自由主义中间主义已经“把人们扔在了后面”,在其对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支持中,创造了新的排斥形式。越强烈的批评越流行:政治运行的“自由”方式总是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民主和工人的怀疑以及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掩盖联系在一起。甚至连《金融时报》(经济自由主义的顶峰)最近也认为,资本主义模式需要“重新设定”。

  因此,自由主义中间派不是因为其机构,政党和思想受到了挑战而被责难。问题可能是更深层次的:我们所知道的主流政治类别已经再也不能解释世界。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很难定义。它容纳的内容很多,并且已在整个历史中进行了调整。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自由主义者优先考虑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尽管他们在平等对自由的重要性,以及这些价值观在日常政治中的意义方面存在分歧)。他们支持法治、权利和代表制,以及私有财产、市场,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冷战期间,自由主义者经常捍卫现状,因为他们看到每一个政治变革计划背后都陷入极权主义。攻击左派以保卫中间派有着悠久的自由主义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工党议员的一个派别离开党成立了社会民主党(SDP)。在90年代,随着新工党对党的左翼的规训,自由主义采取了第三条道路的形式。如今,许多自由主义中间派将杰里米·科尔宾描绘成与鲍里斯·约翰逊相提并论的极端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左派和右派是对等的。

  然而,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中,自由主义者还帮助建立了福利国家,并利用中央政府的机制进行了渐进式改革,并使穷人受益——捍卫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公民和人权,社会平等,移民。通常,他们的目的不是解放工人,而是与他们妥协,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个人面临的风险。社会自由主义者有时会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者:限制不平等的担忧已经超过了对自由放任和资本市场的辩护。布莱尔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制定了最低工资法,但鼓励将公共服务私有化。他们创立了开端计划(Sure Start),但帮助出售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

  在20世纪90年代末,许多自由主义者共享的是:对历史的方向和自由主义的命运持乐观态度。著名的是,很多人认同,在冷战结束之后,历史就已经结束了。所需要的只是对现状进行不断的逐步改革。这些90年代的假设在新世纪中幸存下来。我们现在知道,这样的声明是非常自满的。自由主义的最大错误是认为一切都结束了。

  今天,很少有人能恰当地解决这个错误。许多人退缩了,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任何偏离其想法的举动都标志着倒退到了更糟糕的历史上。这样的防御并不是新颖的:自由主义常常是一种消极的政治——一种次优的、可以防止更坏的情况发生的政治。自由主义者是第一个预言新的末期的人——民主制度和美式和平的灭亡——从英国退欧和特朗普执政可以看出,向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急剧滑坡。保守派希望恢复遗失的过去,而自由主义者则捍卫对既定秩序的逐步改革,并积极应对针对自由主义的任何威胁,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所有对价值和规范的担心使我们有可能错过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然主导着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它不仅在左右之间占据一席之地;它跨越了两者。

  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将政治定义为一种主要发生在威斯敏斯特的事情,定义为大多数选民对此并不关心的事情,因此它淡化了家庭和工作场所的日常生活政治。根据这种观点,政治领域被有权势的人占据,这些人的决定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在中立的机构中起作用。价值观是冲突的,但目标是妥协——除非自由主义价值观被认为受到威胁;有时候,自由主义者似乎相信达成共识是可能的,但前提是对方必须接受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基本事实。这可能意味着在原则上吹捧美德,而在实践中却拒绝美德:自由民主党要求妥协与合作,而他们拒绝科尔宾领导的联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于留欧派而言,英国退欧要么是一个巨大的误会,要么是一个错误:它是由于选民缺乏知识,政党的错误判断和右翼媒体造成的;它被类似拉斯普京(编者注:Rasputin,拉斯普京被认为是导致俄国沙皇王朝灭亡的重要人物。)的顾问(无论是Dominic Cummings还是Seumas Milne)拖延了。毫无疑问,中间派思想家集中于制度和那些控制制度、可以为重要问题提供答案的人:普通法与宪法有何关系;欧盟法规和全民投票如何稀释议会主权。在我们本应拥有足够的专家的时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共机构(公务员,议会,法院和新闻界)对专家知识的需求非常高。但是很容易将症状误认为原因。尽管英国退欧肯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使我们朝着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和沮丧的英国前进 ——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的诊断能说明一切。

  由于以制止英国退欧为名捍卫欧盟作为世界主义大本营的必要性,许多留欧派仍将任何反对派构陷为对无需改变的政治秩序的威胁。自由民主党在寻求通过成为留欧派来重建自己的选票的过程中向右漂移说明了这种对现状的偏见。尽管考虑到它对历史的所有提及(特别是对1930年代极权主义威胁的提及),但这种自由主义留欧派的视野通常都是过时的:在公投之前,我们对英国的了解不多。即使是最激进的自由主义中间主义版本也只有部分诊断:它指出了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以及代际差距和教育差距的扩大。自由主义者可能专注于捍卫规范,但是规范本身只是使特定的政治解决方案合法化的方式。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太多这些方案本身的局限性。

  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观点是制度,规范或文明的危机,而对自恋或政治人格狂妄的关注点则太有限了。替代方案不仅是接受右派的叙述——英国退欧是捍卫主权或将其踢给自由派精英。两者都处于对常规的辩论中。通过滑入对现状进行的本能辩护,我们冒着无法理解威胁来自何处以及如何应对的风险。通过关注个人,我们忽略了阶级的变化。通过寻找理性和忘记意识形态,我们错过了怨恨和承诺的乐趣,以及新的政治力量如何利用这些乐趣进行资本化,特别是保守党如何通过建立新的阶级联盟并使用令人鼓舞的混合(撒切尔夫人的支持者,民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来振兴自己。(这是一种偶然的策略,但很可能证明是成功的)。

  如果我们对政治的定义过于狭隘,并停留在历史上的相似之处,那么我们会错过自己的历史以及社会和经济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状况——其中,英国公共生活的机构和基础设施功能失调,生产力、投资和工资很低,公共部门被挖空,稳定的工作几乎消失了。如果我们仅担心议会制衡制度的崩溃,那我们会错过这一点——这揭露了自由主义梦想的虚伪,即某些机构是中立的,而且超出政治范围。当我们看到右翼在文明危机中的兴起时,我们没有问对文明面具的外表有什么不满,以及它对谁有利和有害。当我们关注宪法危机时,我们可能会忘记英国退欧如何表现出更深层次的破坏和社会动荡,而即将到来的大选也与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景有关。

  这些另一种可能的诊断具有重大意义。自由主义中立梦想的终结打开了一个世界的视野,其中政治也出现在新的地方-法院,市场,工作场所,家庭-政治分析家认真对待那些长期以来由主流政治领域以外的人所提出的论点,这些由于阶级,种族,性别,地理位置,移民身份和年龄而被边缘化的人所提出的论点。这可能令人不安,但它可以使我们远离议会对人民的旧分裂,这种分裂很容易被右派利用,并将其指向新的战线:不是在规范与违反规范,或者英国退欧及其逆转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我们想要什么样的英国未来之间进行选择。

  至关重要的是,这些诊断还可以向我们展示更深的政治危机所在。对英国的持久损害可能不仅是由于宪法混乱造成的,而且还归因于我们公共机构——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法律援助,我们资金不足的学校——的长期崩溃、资金短缺和腐败。矛盾的是,正是这种制度的稳定性才使自由主义中间主义成为思考政治的一种方式。随着公共机构功能失调和自由民主制空心化,自由主义不再像一种可以解释世界的意识形态:它的基础消失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想陷于困境。除了将所发生的事情描述为对自己的袭击以外,自由主义政治再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政治。使自由主义再次有意义的是重建那些公共机构。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工党今天提出的建议。

  所需要的是比政治的自由主义视野所允许的更长和更广的视野——使我们能够看到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变化如何与人性和程序互动,并塑造人性和程序。这就是为什么新闻界人士开始再次听取左派的声音,在不平等和气候危机的背景下讨论“重置”资本主义,以及与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利益,阶级和意识形态进行对话的原因。现在,自由主义者也必须选择:呆在原地并试图将新的发展挤入旧的范式,或者认识到这些局限性。除了复兴自由主义,我们可能还需要处理自由主义出现的问题。

  脱欧的启动:保守派以民族主义的复归转移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失望

  脱欧成为保守派复兴主义的不现实幻想

  英国历史学家戴维·埃哲顿 (David Edgerton)在《新政治家》(Newstatesman)发表的文章指出,英国脱欧是很奇怪的事情,当然,这不是呼吁经济民族主义和收回对经济的控制——至少对其倡导者而言并非如此,例如雅各布·里斯·莫格(Jacob Rees-Mogg)。对于脱欧者来说,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和单一市场——欧盟——还不够好。他们希望与世界达成单边的自由贸易。他们想放宽管制,使英国,甚至只是英国成为对重燃保守的资本主义而言冒险的商业基地。但是支持脱欧的全球主义者,尤其是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和利亚姆·福克斯(Liam Fox),沉迷于关于有利贸易协定的幻想;一种妄想的复兴主义,即英国再次成为创新国家,随时准备带领世界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确,他们似乎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复兴并转型了,“衰退论者”和“失败主义者”对此予以否定。

  但是,撒切尔主义的最大讽刺意味在于它没有释放出成功的英国资本主义,英国退欧也不是复兴英国的可行方案。老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这是对改革深具敌意的“不可能主义”计划——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做到。这是看似既不致力于发展也不依赖于国民经济的资本家彻底放松管制的梦想。

  与英国退欧有联系的资本家是谁?第一位重要的欧洲怀疑论商人是总部设在伦敦的盎格鲁-法国金融家詹姆斯·戈德史密斯(James Goldsmith),他为公投党提供了资金。乌吉普(Ukip)前负责人,现任英国退欧党领袖奈杰尔·法拉格(Nigel Farage)在纽约市担任金属贸易商。为竞选组织“离开欧盟”(Leave.EU)提供资金的阿伦银行(Arron Banks)拥有一家小型且主要是离岸保险业务的公司。前保守党副主席迈克尔·阿什克罗夫特(Michael Ashcroft)和银行的“离开欧盟”组织的通讯总监安迪·威格莫尔(Andy Wigmore)都与伯利兹的低税前殖民地紧密相连。

  还有一些已经转移到海外的制造商,已经在海外发展其制造业,例如英力士集团(Ineos)的詹姆斯·拉特克利夫(James Ratcliffe),这是一家欧洲公司,仅在英国开展业务的一部分。詹姆士·戴森(James Dyson),现居新加坡。英国脱欧也得到了伦敦金融家的支持,例如克里斯平·奥德(Crispin Odey)和里斯·莫格(Rees-Mogg)以及伦敦的主要报纸(《每日电讯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太阳报》和《每日邮报》),其所有者的金融中心都不在英国大陆。简而言之,他们不是国家资本家,而是具有一系列经济利益的国际资本家,这些利益不过度依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健康。

  问题是:鉴于英国脱欧主义者的言论与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脱节,资本主义利益与国家政策之间的脱节,为什么整个英国退欧的惨败还没有瓦解?为什么脱欧的幻想对英国的政治和公共生活,而不仅仅是对保守党有如此高的影响力?

  第一个非同寻常的特点是,在英国保守党理事会中,大多数在英国开展业务的企业对欧盟的支持立场都没有得到强烈的感受。过去,如果总理试图奉行国民经济自残政策,那么英国首都的大批民众就会干预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也许最好的例子是,在1975年的公民投票中,企业大力公开支持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

  另一个答案是,不再存在英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在英国完成的业务。日产和塔塔、高盛和摩根大通可以轻松地将其英国业务转移到国外。与德国汽车制造商一样,它们在欧盟其他地区以及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拥有更大的利益。他们也不愿公开干预他们其中一个运营地区的政治。

  英国脱欧公投是由政治而不是经济驱动的,而且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驱动的。处在工作年龄的大多数人不是脱欧派。尽管无法从调查中完全确定这一点,但多数脱欧票来自英格兰人,尤其是已退休的人;来自保守党而不是工党选民;来自大型生产性城市以外的地方。换句话说,投票与生产性经济无关,这也与欧盟无关。也许投票是反对现代的、外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形式,也是支持战后时期保守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回归。思考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将退出欧盟的各种运动看作是动员了潜在的反伦敦选票来作为反布鲁塞尔的选票。

  英国脱欧尚未解决的原因之一是,自20世纪70和8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人们很难确定英国真正的经济利益是什么。他们是在英国经营的英国独资公司,还是在英国经营的外资独资公司,还是在英国经营的、在英国注册的外资拥有权公司?英国政府会支持戴森(Dyson)将远东制造的吸尘器出售给中国吗?促进英国汽车在中国的销售意味着什么?难怪约翰逊首相在英国进行出口促进的例子既家常又无关紧要——威士忌、羊杂、梅尔顿莫布雷馅饼和公共汽车候车亭。

  英国资本主义性质的转变也使英国退欧成为国家本身的不现实政策。在国家对经济进行技术官僚主义干预的时代,国家拥有官员,他们通过特定部门的经验和专门知识能够了解经济的详细需求。但是,这种专业知识是缺乏的,而保守派政治阶层——曾经由伟大的商人和制造商(例如史丹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领导,现在对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运作的了解却越来越少。

  现在很明显,当您与国际经济的新兴大国(欧盟、美国和中国)以及日本和印度竞争时,作为第五或第六大经济体毫无意义。与其他许多中型国家相比,英国不也再是全球性参与者。就所有关于企业家和创新的英国天才的话题而言,国民生产率低下且停滞不前——这几乎不是创新领导者的标志。

  然而,整个可悲的局面确实有正面意义。英国脱欧突显了英国的不平等。它已引起人们对所谓基础经济的关注,该基础经济涵盖了从运输网络到供应链的所有方面。

  渐进式改革始终取决于对当前现实的了解,以准确地确定经济需要改变什么以及如何改变。别的不说,英国脱欧一直是英国经济现实中早就应该接受的教育。

  新自由主义助长帝国怀旧浪潮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博士研究员卡勒姆·亚历山大·斯科特(Callum Alexander Scott)在《卫报》撰文指出,经过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残酷的紧缩政策和一系列灾难性的外国军事干预,出现了怀旧的电视节目浪潮:《唐顿庄园》,《维多利亚》,《王冠》以及一系列电影(《布朗夫人》,《女王》,《国王的演说》和《宠儿》)。

  除了让精英们自我感觉良好之外,英国公众对这些电影照单全收。它们似乎反映了学者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所说的“后殖民忧郁症”。或者,正如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所写的那样,“对帝国失去光泽的形象进行翻新的工程”。拉什迪认为,“撒切尔英国许多地区的持续衰落、贫穷加剧和精神卑鄙,促使许多英国人怀旧地将目光投向了失去的往昔荣光。”

  至于政治格局,众所周知,英国脱欧是一个充满帝国怀旧的事件。右翼脱欧的叙事使用了“使英国再次伟大”,“夺回控制权”和不列颠在其“世界上应有的地位”的提神语言。

  考虑到这一点,很容易看到诸如雅各布·里斯·莫格和约翰逊等政客的吸引力,前者被描述为“过去时代的遗物”,而后者的“殖民心态”和“对帝国的渴望”正如作家西森克·姆西曼(Sisonke Msimang)所说,一直与“英国自身的历史观”保持一致。

  毫无疑问,这种怀旧有助于培养一种有利于英国退欧议程的民族主义自豪感。正如《卫报》的伊恩·杰克(Ian Jack)所写,即使不是故意的,诸如《敦刻尔克》(Dunkirk)和《至暗时刻》(Darkest Hour)之类的电影也可以通过复兴“神话般的过去来服务当前和未来的政治需要,来助长英国脱欧的幻想”。

  保守党的谎言误导英国民众

  评论员彼得·奥博恩(Peter Oborne)在中东之眼网站(Middle east eye)撰文指出,约翰逊保守党的大部分人似乎都落入了“投票脱欧”运动的手中,该运动误导了英国公众,并在2016年违反了选举法。众所周知,该运动声称英国每周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合4.53亿美元),实际数字在扣除退回款后约为每周2.67亿英镑。另一个谎言以海报的形式出现:“土耳其,有7600万人,正在加入欧盟。”三年过去了,土耳其尚未加入欧盟,而且看起来还没有加入欧盟。

  竞选活动还因违反支出限制而被选举委员会罚款61,000英镑(79,000美元)。

  科尔宾被描绘成反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不顾一切地摧毁英国。

  如果要回顾过去的历史,约翰逊的保守党可能会打出反穆斯林这张牌,利用对伊斯兰教和大规模移民的恐惧来赢得选票。在最近一期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上有早期证据,该杂志载有臭名昭著的专栏作家罗德·里德尔(Rod Liddle)的文章,呼吁拒绝给予穆斯林投票的机会。

  与科尔宾最左的工党相比,保守党将自己定位为温和的中间派政党。这是具有误导性的。

(未完待续)

  (整理、编译:孙小雨、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9年第83期(总第1971期)          2019年11月2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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